1773年，乾隆皇帝下令在紫禁城武英殿设立修书处，想把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来的大批逸书刊行于世。当时任《四库全书》馆副总裁、管理武英殿刻书事务的总管内务府大臣金简，考虑到印行的书类很多，如果用雕版刻印，费财、费时、费力，于是给乾隆皇帝上了一封奏折，算了一笔账，建议改用木活字印刷。乾隆皇帝看后，立即批示“甚好，照此办理”。次年五月，武英殿刻成了253200个枣木活字，先后印书134种，2389卷，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采用木活字印刷书籍的行动。而且，乾隆皇帝嫌“木活字版”名称不文雅，亲自定其雅名为“聚珍版”，并御制《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》，冠载在每种书的前面，因此，这批木活字印本就叫做“武英殿聚珍版丛书”。
后来，金简把这次木活字印书的经过和方法加以归纳，让人画了许多插图，精写了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》，并用木活字印刷了内容和版式基本相同的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》一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介绍了成书的缘由:
乾隆四十一年，户部侍郎金简恭撰进呈。
初，乾隆三十八年诏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复命择其善本，校正剞劂，以嘉惠艺林。金简实司其事，因枣梨繁重，乃奏请以活字排印，力省功多。得旨俞允，并赐以嘉名，纪以睿藻。行之三载，印本衣被于天下。金简因述其程式，以为此书。
考沈括《梦溪笔谈》，称“庆历中，有布衣毕昇，又为活版。其法用胶泥刻字，薄如钱唇，每字为一印，火烧令坚。先设一铁板，其上以松脂、蜡和纸灰之类冒之。欲印，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，乃密布字印，满铁范为一板，持就火炀之。药稍熔，则以一平板按其面，则字平如砥。若止印三二本，未为简易；若印数十百千本，则极为神速”云云。活字之法，斯其权舆。然泥字既不精整，又易破碎。松脂诸物亦繁重周章，故王祯《农书》所载活字之法，易以木版。其贮字之盘，则设以转轮，较为径捷，而亦未详备。至陆深《金台纪闻》所云铅字之法，则质柔易损，更为费日损工矣。是编参酌旧制，而变通以新意。首载诸臣奏议，次载取材雕字之次第，以及庋置排类之法。凡为图十有六，为说十有九。皆一一得诸试验，故一一可见诸施行。乃知前明无锡人以活字印《太平御览》，自隆庆元年至五年仅得十之一二者（案：事见黄正色《太平御览序》），由于不得其法。此亦足见圣朝制器利用，事事皆超前代也。
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·成造木子图》书影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·刻字图》书影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·垫版、校对、刷印图》书影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》全书共七千多字，分十六目，从制造木子（木活字）、刻字、排版、校对到印刷等一整套操作技术，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记载，图文并茂，它比王祯的《农书·造活字印书法》更为全面、系统，而且在刻制木字、制作字架和板框以及操作技术等方面，也有所改进。如王祯是先用整块木板刻好字，再行锯开为单字；而金简的方法是先制成规格大小一致的单个木子，再把每10个木子放在有槽的刻字木模内，用木活闩撑紧，然后刻字。存放活字的字盘，王祯用的是转动的轮盘；而金简使用的是字柜，按子、丑、寅、卯等十二地支排列，每个字柜有抽屉，抽屉中有字格，按部首、偏旁和笔画存放单字。在版面上，金简一改王祯先排字，再用薄竹片隔作行线的方法，而是用梨木板刻好18行格子，中间留有版心，叫做“套版”，先用套版印好行线，再用有行线的空白页印文字。这些改进，使我国活字印刷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
由于皇帝的重视和提倡，清代的木活字印刷比明代更加盛行，各地衙门、书院和官办书局、私家书局纷纷效仿，木活字印书一时鹊起。如《红楼梦》在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第一次出版（即著名的“程甲本”），就是由高鹗的朋友程伟元以萃文书屋的名义，用木活字印刷的。高鹗在“程甲本”的引言中说，因“抄录固难，刊板亦需时日，姑集活字刷印”。可见木活字印刷有着灵巧、方便，时效性强的优点。第二年再次修订印刷的“程乙本”，还是到了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通行于世的王希廉评一百二十回本《红楼梦》也用木活字印刷。而且在清代，还出现过聚珍堂、排印局、活字印书局等专事活字印刷的书坊。然而，在我国浩瀚的古籍中，根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收录的从古到清末56787个编号的图书统计，活字本与非活字本的比例仅为1∶167，木活字本则更少。可见潮起潮落，木活字印刷始终未能成为明清两代的主要印刷工艺，因此，木活字版本书现存世极少。2007年北京的秋季古籍拍卖中，活字印刷史上常提到的一部书，晚清瑞安著名朴学大师孙诒让的名著《墨子间诂》光绪毛上珍木活字印本，1函8册，虽是清末印本，仍然以3.2万元的价格成交。而上面提到的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木活字本《红楼梦》，于2008年由嘉德公司拍卖，成交价竟达212.8万元的天价，说明木活字本至今已是弥足珍贵了。
同治六年《词律拾遗》木活字本（吴小淮北望亭藏）乾隆五十六年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《红楼梦》书影
民国以后，木活字印刷书籍已很少见到，究其原因，大概是木活字排版难以紧固，刷印时容易松动，印刷数量不多，且新老单字磨损程度不一，字形字体因不同时间、不同刻工所刻，存在明显差异，印刷出来的成品不如雕版印刷的美观，所以在图书印刷中未能广泛使用。回溯历史流变和社会、人口的聚散离合，独特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文化，永嘉之学强烈的“事功”传统和“敢为天下先”的温州精神，自然造就了谱牒文化在温州民间特别顽强的生命力，从而支撑了木活字印刷技术在瑞安东源为主的谱师群体中的传承。
